探讨抚养纠纷中未成年子女的地位

2017-06-23 00:51:36 来源: 临沂信息港

红星首府根据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未成年子女属于无诉讼行动能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107条规定,无诉讼行动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 定代理人代为诉讼。该规定流露出这样的信息:法定代理人与作为被代理人的子女有着共同的利益指向。但在这类案件中,未成年子女遭受的伤害恰巧来自他的法定 代理人即父母,怎样可能奢望父母代理子女参加诉讼呢?如此1来,没有其他人有资历代表子女参加诉讼,未成年子女的便堕入窘境。 据统计发现,在2010年4川法院受理的触及少年权益的民事案件中,与婚姻家庭有关的案件约占总数的80.1%,其中与未成年子女抚养 问题相干的案件占9成以上。这些数字充分反应了抚养问题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最为密切。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抚养纠纷中未成年 子女的地位和程序保障进行分析,希望对未成人起到1定保护作用。 1、从解读抚养关系来探讨 抚养纠纷的产生本源于正常抚养关系的异动。因此,欲探析抚养纠纷中未成年子女的地位问题,首先就应明确在正常的抚养关系中未成年子女究竟处于何种位置。 1、揭开“抚养”属性的面纱长时间以来,我们习惯了从父母的角度来理解“抚养”,并创造出1个名词“抚养权”,以致于人们对“抚养权”究竟是父母的权利还是义务争执不下。其实我们如果换个视角,从未成年子女的角度看待“抚养”,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抚养”乃教养并保护,简单地说,就是为了使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对其给予保护并教养。明显,抚养制度的存在是为了解决子女的成长问题,从未成 年子女的角度理解“抚养”更符合制度设计的本意。如此1来,将“抚养”理解为未成年子女享有被抚养的权利并不是没有道理,子女是抚养关系中的权利人便不言自 明了。 那末,父母在抚养关系中又扮演甚么样的角色呢?“抚养”对他们而言究竟意味着甚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101条第1款规定,父母对子女 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第2103条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如此看来,立法1方面从权利的角度肯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另外一方面又从义 务的角度对这1问题进行了规定。笔者认为,对父母而言,仅从权利或义务的角度理解“抚养”其实不贴切,“抚养”既不是1种单纯的权利,也不是1种单纯的义 务,而是权利和义务的统1体,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1种责任。父母不能回避实行抚养责任,1旦怠于实行或不实行这1责任,势必遭到法律的惩罚,因此抚养便 表现出义务性的1面。同时,为了实现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法律允许作为抚养人的父母为1定的行动,不但他人不得加以妨害且子女也必须服从管束,如此1来便使 抚养显现出权利的面相。 2、用“抚养责任”取代“抚养权”来探讨 通过上文对“抚养”属性的分析,我们确立了未成年子女是抚养关系中真正权利人的理念。应当说,这1论断打破了以往婚姻家庭关系中父母本位的传统 思惟,代之以子女本位来构建和解读抚养关系。相应地,我们不宜再沿用“抚养权”这1模棱两可的概念,可以斟酌用“抚养责任”1词取而代之。“抚养责任”取 代“抚养权”不单单是1种称呼上的改变,从中更流露出儿童保护意识的强化,这与《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儿童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1]和我国实行的儿童优先 原则[2]相1致。 在抚养关系中,未成年子女是固然的利害方,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不再是行使抚养权的表现,而是在承当抚养责任。父母双方共同、直接地对子女进行抚养 是抚养关系的常态,1旦正常的抚养关系由于某些缘由出现异动,如婚姻关系的消除等,这类共同的、直接的抚养就会被改变,抚养纠纷常常也就随之而来。 2、抚养纠纷中未成年子女地位的确立 (1)抚养纠纷中未成年子女地位的现状正常抚养关系的异动主要表现为抚养责任由父母双方共同、直接地承当改变成仅由父亲或母亲1方直接承当,另 1方只是间接地对子女进行抚养。大多数抚养纠纷就产生在抚养责任的变动进程中。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常常将父母作为抚养纠纷的主角,认为抚养纠纷其实 就是父母围绕“抚养权”展开的“争斗”,对未成年子女在解决抚养纠纷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1993年颁布实行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下文简称《子女抚养问题若干意见》) 明确将“有益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作为肯定子女抚养的基本原则,貌似确立了以子女为中心来解决抚养纠纷。但细察之下我们发现,很多情况下 法律的具体规定并没能体现这1基本原则。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106条第3款规定,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 产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该条规定意味着,1旦双方在离婚时对子女抚养达成协议,那末法院就无权对抚养问 题进行干涉。问题是,1旦子女对父母达成的协议存有异议该如何解决?在实践中,子女的意愿极可能就会被掩盖掉。也许有人会以《子女抚养问题若干意见》第10 条进行反驳。但该条规定的是,父母协议子女归1方抚养,并且抚养费由该方全部承当的,经法院查实,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 康成长的,不予准予。可见,第10条针对的是经济能力不足以承当全部抚养费的情形,试问,倘若协议并没有约定由1方承当全部抚养费,且子女只是对协议肯定的 抚养方有异议,那问题是不是照样存在呢? 再如,《子女抚养问题若干意见》第5条规定,父母双方对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产生争执的,应斟酌该子女的意见。“斟酌该子女的 意见”是不是应遵守1定的程序要求抑或可以随意为之?斟酌子女意见如何能体现出以子女为中心?即使子女没成心见,那也未必就可以保证依照法律规定作出的决定就 1定符合子女的利益。毕竟《子女抚养问题若干意见》的大部份条款都是以父母为本位来肯定子女抚养的。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承认,在面对抚养纠纷时,我国当前的立法和司法均不自觉地将未成年子女放在次于父母的附属地位进行斟酌,没有突出子女在解决抚养纠纷中的中心肠位,不利于对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2)在抚养纠纷中确立未成年子女中心肠位的理论支持诚如上文所言,抚养于父母而言是1种责任,其真实的受益者乃是未成年子女,“抚养责任”取 代“抚养权”强化了对子女的保护意识。可见,在抚养纠纷的解决进程中,我们应重视对子女的保护而非单纯的对争议的解决。如此看来,以子女为中心解决抚养纠 纷便理所应当。除此以外,在抚养纠纷中确立未成年子女的中心肠位还有1个重要的理论支持,那就是儿童本体观。 儿童本体观的确立其实就是发现儿童的进程,即发现儿童乃是不依附于成人而独立存在的社会群体。在文艺复兴之前,“儿童并没有作为具有独立生存价 值的个体而遭到尊重,他们只是被看做没有独立人格的小大人,被看做父母的隶属物,不能享有任何权利,乃至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3]人们习惯了从社会 和家庭整体利益的角度看待儿童的价值,仿佛儿童的存在就是为了承载家庭和社会的期望,没有丝毫的个体价值而言。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传统的儿童观 遭到了极大冲击。其中最引人注视确当属卢梭的观点,其最重要的内容是:儿童期的存在是自然规律,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儿童的模样,人们应当尊重 儿童,尊重儿童期,儿童是真正意义的人,儿童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4]认识到儿童期不单单是为将来的成人生活做准备,而是有其独立存在价值的观念在儿童 观演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促使儿童的概念从成人概念中分离出来。在此以后,“尊重儿童”的呼声日渐高涨,社会终究达成1种共鸣:儿童具有本体性。 儿童本体观提出,儿童虽然不同于成年人,有其特殊性,但她与成年人1样是1个独立的社会主体,应当享有社会主体应有的权利。因此,我们应从孩子 的视角来看待他们在成长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不是从成年人的立场来看待他们的问题。抚养制度以保障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为根本目的,正因如此,抚养纠纷的 出现与其说是父母双方面临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子女遇到的麻烦来得贴切。所以,解决抚养纠纷应当以未成年子女为中心。 3、诉讼程序中未成年子女地位的程序保障未成年子女作为抚养关系和抚养纠纷重要的利害关系人,在诉讼中应如何体现和保障其中心肠位呢?这主要表 现为审判人员应深入意想到,通过诉讼解决抚养纠纷实际上是保护子女合法权益的1种方式,在此进程中应重视落实子女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使其得以表达自己独立 的意志。 (1)征求意见程序的改革——实现子女中心肠位的根本要求大部份抚养纠纷产生于离婚诉讼的进程中,此种情况下,抚养纠纷的解决内置于婚姻关系的 解决,抚养问题只是婚姻问题的1个附属品。如此1来敏捷尚品国际,父母的地位被强化和突出了,而未成年子女的地位却被悄然掩盖。有鉴于此,我们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将 抚养问题的解决相对独立出来,改变以往以父母为“主角”的审理方式,把重心向子女倾斜。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10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触及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应当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 见,根据保障子女权益的原则和双方具体情况依法处理。该规定突破了之前10周岁的年龄限制,只要子女有表达能力,审判人员均应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不能不说是 立法的进步。但立法的进步是不是必定带来司法实践的收效呢?恐怕未必。目前,审判人员听取子女意见的做法比较单1,就是将子女单独请到办公室或会议室,对他 们做1个简单的询问笔录,问他们愿意和谁1起生活。这类粗糙的询问方式带来的弊端10分明显,首先,审判人员随便的态度难免让子女觉得自己不受重视,自己只 是等待他人处置的物品。这类心态1旦产生,对子女今后的成长10分不利,背背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基本原则。其次,这类简单的询问极可能没法得悉子女真实的意 愿。在绝大多数审判人员缺少社会工作的经验和技能的情况下,仅凭他们1句简单的“你想跟谁”极可能难以打开孩子们的心扉,没法实现与他们的有效沟通和交 流,结果可想而知。未成年子女由于生理、心理还没有成熟,独立表达意志的能力尚有欠缺,这就需要我们以适当的方式引导他们正确、全面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这类 简单、粗糙的询问方式明显不能实现这1目的。笔者建议,在征求子女意见时,在方式和内容上可进行适当改革。不能实现这1目的。笔者建议,在征求子女意见 时,在方式和内容上可进行适当改革。不能实现这1目的。笔者建议,在征求子女意见时,在方式和内容上可进行适当改革。不能实现这1目的。笔者建议,在征求 子女意见时,在方式和内容上可进行适当改革。 1、方式上,在专门设立的场所内,由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与未成年子女进行面对面交换,可以鉴戒少年刑事“圆桌审判”的模式进行“圆桌交换”。为 了实现与未成年子女良好的交换与沟通,全部进程不再记录,而是采取同步录音录相的方式。交换结束后,再向其全程播放,询问他们是不是还有补充,如果没有则制 作笔录表明录音录相内容系其真实的意愿表达。 2、内容上,首先要将父母离婚的事实告知他们,帮助他们接受这1事实;其次要让他们明白自己作为子女的地位不会改变,但家庭生活方式会有所不 同,只能与父亲或母亲1方共同生活,但可以定期与对方见面;最后引导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必要情况下可以借助其他社会气力,如学校老师、妇联、社区员工 等,请他们参与和子女交换的进程。 通过询问方式和询问内容的改变促使子女更大程度地加入抚养问题的审理和解决进程,如此方能真正帮助子女实现其权益。 (2)审判人员职权的发挥——实现子女中心肠位的有力保证在民事审判方式朝当事人主义模式迈进的大潮中,我们应在某些案件上谨慎为之,适当地向 职权主义回归,抚养案件就是其中之1。抚养纠纷不同于其他民事案件,由于未成年人在此类案件中天然地处于弱势,在当前的制度框架内,作为利害关系方的子女 没法和父母同等地进行对话,没法实质性地参与到与己相干的事务中。倘若审判人员还1味坚持中立,奉行“坐堂问案”的原则,那末,子女的合法权益极可能就会 被淹没在父母的争斗中。因此,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应适当地向职权主义回归,以此弥补未成年人能力上的不足。在此,笔者将围绕两个问题对法官职权的行使进行分 析。[5]首先,允许审判人员在1定情况下主动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这1职权的行使并不是没有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04条第2款授与 了法院主动调查搜集证据的权利,《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05条则进1步明确了职权行使的条件。长时间以来,抚养案件的审理只是重视父母的较量,如 此极可能对子女造成伤害。此时,审判人员完全可以援用法律规定,以“可能有损他人合法权益”为由行使职权。在制度设计上可以鉴戒少年刑事审判的“审前社会 调查制度”,由子女所在的社区或学校组成调查人员,对未成年子女的社会、家庭、生活、学习等情况进行调查,并提交调查报告。该程序并不是所有案件的必经程 序,而是交由审判人员自由裁量。在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审判人员如果认为确有必要,如需对父母子女关系做更进1步了解,或认为父母的决定可能对子女权益产生 不良影响,或子女对父母达成的协议提出异议等,可以依职权启动这1程序,并将调查报告作为法院依职权调查搜集的证据。[6]其次,赋予审判人员参与父母意 思自治的权限。民事领域奉行“私权自治”且民事诉讼以“不告不理”为原则,但我们应当认识到,父母可以为子女安排1切的传统观念已不合时宜,子女并不是父母 的附属品,其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利益需求。抚养协议不但关乎父母,而且触及子女的健康成长,即便父母达成1致意见,但这1决定毕竟关系到他人的重大利益, 此种情况下,意思自治应当遭到限制。在具体操作上,父母对抚养问题达成协议的,审判人员应当将协议内容告知子女,并询问他们的意见。如果子女对父母达成的 协议有异议的,审判人员应将子女的异议告知夫妻双方,同时启动对抚养问题的审查,经审查后再对抚养问题作出判决并将相干情况告知子女。即便子女没有异议, 但审判人员有理由认为双方的协议可能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可以通过再次询问父母、子女和要求相干机构提供调查报告的方式就抚养问题做进1步的审查。 (3)指定代理人制度的灵活适用——实现子女中心肠位的必要救济让我们先来看1个案例。1997年,王某抛弃妻女离家出走。2003年法院判决 双方离婚,女儿随其母亲生活,王某每个月负担抚养费100元。2004年王某突然回家,妻子向法院提出变更女儿的抚养关系其实不再负担其生活费。后女儿与父亲 王某产生了矛盾,王某认为父女关系恶化系妻子挑拨引发,因而对女儿的生活和学习也漠不关心。因欠学费未交,女儿的学业难以继续保持下去。为此,儿女认为父 母双方对自己不尽抚养义务,于2006年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父母共同为其支付学杂费,并每个月支付抚养费。[7]1般来说,父母离婚后, 子女起诉1方要求增加抚养费或变更抚养权的案件比较常见,但最近几年来,类似上文提及的未成年子女起诉父母双方的抚养案件开始出现,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小的难 题。 根据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未成年子女属于无诉讼行动能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107条规定,无诉讼行动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 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该规定流露出这样的信息:法定代理人与作为被代理人的子女有着共同的利益指向。但在这类案件中,未成年子女遭受的伤害恰巧来自他的 法定代理人即父母,怎样可能奢望父母代理子女参加诉讼呢?如此1来,没有其他人有资历代表子女参加诉讼,未成年子女的便堕入窘境。 如前文所述,在诉讼中落实子女在抚养问题上的中心肠位关键就在于确保其能独立地表达意思表示。《儿童权利公约》第9条第2款、第102条第1款、 第2款也明确规定了儿童有权参与到与其有关的事务中并发表意见。如何才能实现儿童的这1权利呢?其实,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内,只要对法律规定的指定代理 人制度略加灵活适用便可解决这1困难。指定代理人制度指在法定代理人之间相互推辞责任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其中1人代为诉讼,以此确保无诉讼行动能 力确当事人得以实现其诉讼权利和民事权利。同理,在法定代理人都没法胜任代理人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立法目的,应当允许审判人员在有监护资历的人或其他合适 的人当中为未成年人指定代理人。这样的制度设计着眼于为子女提供1个独立于父母的代表人,在子女与父母利益相冲突时,使他们的独立地位得到体现,彰显了对 未成年子女的尊重,有益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未成年子女民事权益的保护任重而道远,我们虽然没法从制度上完全保障未成年子女在抚养问题上的合法权益,但最少我们希望,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能更大限度地实现子女的权益,帮助我们在少年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踏实。 申明:本内容部分来源于网络,请大家理性参考,内容真实性未证实。SNAPDM200一键式大视场影像测量系统
本文标签: